当年，袁可立任登莱巡抚，一到任就积极思索对抗后金、收复辽东的计划。

据史书记载，他一到登莱，各地兵马都以他马首是瞻，“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，士气自倍，人心自归。”

他整训兵马，练兵用戚继光“水军先习陆战”之法，积有战船四千艘，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师陆战军队，与枢辅孙承宗、津抚李邦华、毕自严等人戮力策应。

而他所练兵马的盛况，堪称辽东之最：“划城一面，出纳战舰，黄龙青雀，首尾相接，万橹千帆，簇簇其中。”

袁可立锐意规划，整肃军纪，操练水师，打造战舰，沿海增置炮台，形成“百里棋布，鼎足传烽”的犄角之势。

使登莱武备大为增强，成为辽东前线的海岛基地，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，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大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。

他拓地筑城，招集安置大量逃难流民，屯兵各岛间，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，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，无以西窥。

他还设计策反了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，使得刘爱塔弃金投明，并为明捐躯，他与努尔哈赤打了七场大仗，次次大捷！

他夜袭金州，收复旅顺，连克金、复、盖三卫及红嘴、望海、永宁等多堡要地，收复辽南海岛疆土千余里，后金“四卫已空其三，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，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。”

使登莱、旅顺、皮岛、石城、宽叆等地连为一条弧线，对后金形成了一道大大向前延伸的屏障和包围圈，是明金战争史上仅有的敢于主动出击叫战，开疆复土的战略进攻阶段。

经过袁可立的经营，昔日混乱不堪、防务废弛的登莱地区模样大变，不仅海面上战舰云集，而且经济快速发展。

小海沿岸水榭遍布，歌乐之声通宵达旦，一时出现了“峰顶通望处，逐设烟墩，屯田农幕，处处相望，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”的繁荣景象。

有明一代，登莱巡抚共十四任，袁可立最有作为，是唯一被列入登州名宦祠的人，造就了登州水城的兵戎最盛时期。

天启三年四月，天启皇帝“赐白镪文蟒以宠异之”。

然而，这一切都在天启四年戛然而止。

因为满朝大臣都质疑毛文龙的战功，加上东林党人的不断攻讦，袁可立不得不去核查毛文龙的“大捷”和军饷。

毛文龙得知此事后，对袁可立心生忌恨，然而，与毛文龙不同的是，袁可立太属意这位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爱将了，他宁愿连上七疏辞官，也不愿调查毛文龙。

最后，天启帝准许了他的辞呈，袁可立离开辽东。

不久之后，大将张盘战死，无所顾忌的努尔哈赤大举迁都沈阳，随后孙承宗发生柳河之败，自此，大明辽东战局因袁可立的离任而急转直下。

不过，就算如此，辽东也依旧坚挺了二十几年，直到孔有德和耿仲明两人发动“登莱之乱”后，袁可立精心构筑的登莱防线才彻底土崩瓦解。

可以这么说，毛文龙在辽东的一切，都不过是吃了袁可立的“遗产”，没有袁可立苦心经营的那三年，毛文龙早被后金给收拾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