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居舍人邓洵武身为天子近臣，明白了赵佶的志向，趁机进献《爱莫助之图》以献，极力向道君推崇蔡京。
蔡京摇摆于两党之间，名声早臭了，还因为党附向太后，被亲政后的赵佶贬斥过。
但道君为了自己的大志，还是决意启用其人。
先拜尚书左丞，随即又取代曾布为右仆射。
制下之日，赐坐延和殿，命之曰：“神宗创法立制，先帝继之，两遭变更，国是未定。朕欲上述父兄之志，卿何以教之？”
蔡京宦海沉浮数十载，阅人无数，早练就了一双识人慧眼，自然能够分辨皇帝这话是出自真心，还是耍嘴皮子，也知道皇帝究竟需要什么。
其人当即顿首谢恩，表示愿为天子尽死。
未过多久，道君便进蔡京为左仆射，开始了这对君臣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与斗争。
蔡京主持的很多改革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抵制，甚至是人身攻击。
但其遭遇与数十年前得神宗皇帝支持的王安石相比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。
都是打压寄生在王朝肌体上的吸血虫，从他们手中夺取财源用于富国强兵，以挽救大宋不断衰败的命运。
因而受到旧党或者说利益既得群体的抵制、污蔑、弹劾再正常不过。
只不过，拗相公王安石行得正坐的直，政敌很难对其进行人身攻击。
而蔡京此人简直就是标准的奸臣模板，随便找找都能找出一大堆。
其人上位之后，弹劾就没中断过，承受了利益既得群体绝大部分的火力。
道君则躲在幕后，通过数次罢相，既拿捏有些飘起来的蔡京，又能保证新法在磕磕跘跘中不断推进。
赵佶登基以来，大宋王朝国土未增而赋税不断增加，这些钱财除了供其人挥霍享受外，也做了很多管长远的实事。
比如改革科举制度，继续实施王安石改革时就已经设立的三舍法，并大力推广县学、州学、太学三级官办学校等。
其目的都是为了抵消大族的教育资源优势，让知识下沉，进一步大宋王朝的扩大统治根基。
而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建设居养院、安济园、漏泽园等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福利救济制度，更是开创性的善政。
君臣二人联手，不仅有富国和惠民之政，还有强兵之举。
崇宁四年，赵佶下诏改开封府界为京畿路，并于京畿四面置四辅郡。
以拱州（崇宁至宣和年间数次调整，最终辖襄邑、柘城两县）与颍昌府、郑州、开德府共同为东、南、西、北辅，每辅屯兵二万。
大宋执行强干弱枝的国政，设置四辅，就是加强国家防御力量。
原本禁军巡夜打更每月给钱五百，在蔡京的主持下，直接增加十倍。
这在他朝来说有些荒唐，但大宋就是这国情，丘八们就认钱，有钱就有战斗力，更多的钱就是更多的战斗力，没钱说啥都是虚的。
当然，如同庆历新政、熙丰变法必然失败一样，道君主导的变法也必然会失败，即便其人拥有王安石一样优秀的臣子，也照样会失败。
一切都已经注定，无法更改。
只不过，在对反对派的处理上，赵佶比其父赵顼更加“坚定”，受到的反弹自然也更大。
而其人又是标准的昏君，既要富国强兵北伐燕云，又要个人享受大搞花石纲，还要装神弄鬼见道观，不玩脱才是见了鬼。
结果，便是祸害了整个天下。
以李纲为代表的众臣明知道赵桓治国的水平远不如他老子，且明确拒绝当皇帝，却仍要扶其人上位。
除了赵桓拥有合法的储君地位之外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其人不仅“不类”道君，还喜欢与自家老子对着干。
这样的储君才是“完美”的皇位继承人，才能拨乱反正，再现“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辉煌。
这才是赵桓在内忧外患的紧急关头，下诏将一部分国家利益吐给“百姓”后，众臣就迫不及待地歌功颂德的根本原因。
若不是同军进展太快，让这场中兴大戏才开场就赶紧换剧本的话，大宋臣子们还会把新君抬到更高的位置。
迷梦初醒，坏消息便接踵而来。
同军第四军解珍拿下东京城后，牛皋便亲率大军南下，迅速接管京畿路各县，并命一部人马沿惠民河而下，攻入颍昌府长葛县。
颍昌府一旦陷落，同军便可经北面汝州或东面唐州攻入南阳府。
而同军第五军王进部也接连攻下淮宁府宛丘、商水、南顿三县，并率军继续向西南方向突进到蔡州境内。
蔡州的西边就是唐州，很明显，同军第四、五两军就是要夹击南阳府。
几乎与此同时，同军第三军史进部也兵出河东路。
一部由绛州攻入永兴军路河中府，直入西军老巢。
一部由怀州攻入孟州，威胁河南府和郑州。
第三军只是佯动，攻破河中府闻喜县和怀州温县，取得前进据点后，便没有再深入，却牵动了多地兵马。
尤其是进入临安勤王的西军士卒，得知同军攻入老家，顿时军心不稳。
不过，勤王兵马毕竟还没与同军正面接触，就算军心不稳，有老将种师道弹压，暂时还不会出太大的事。
其他的地方却出了大事。
新皇仓促登基，朝中人心惶惶，要想稳住朝政，非两三日可成。
但同军已经侵入国内，时间不等人，朝廷也不可能被动等同军一路打到临安来。
赵桓之前便安排了内侍梁方平领兵前往颍昌府长社县，以居中呼应东京开封府、西京河南府的兵马，并阻止同军凿穿郑州直接南下。
梁方平到位后，就与其徒日夜纵饮，探报不明，奭敌无备。
待到同军岳飞部骑兵绕过长葛突然出现在长社，梁方平部宋军一矢未发便大溃当场，连带着附近的临颍、襄城（汝州）等县守军也受到惊吓而争相弃城。